2014年6月28日星期六

暴力與革命

近年,抗爭越來越激進,觀乎特區政府種種暴行,這種發展很正常。不過,有一批人總認為香港要走暴力路線,走上革命之路,並不時大談香港人「這樣也不革命是港豬」云云。暴力,革命,說,很輕易,但香港有支持革命的形勢嗎?很多人連革命是什麼也不清楚。我們不妨重溫中西兩個重要的革命史,先理解革命是什麼一回事,並從中借鏡,審視香港形勢。
法國大革命
波旁王朝由1589年到1792年,共歷203年,而關乎法國大革命這個問題,往往由太陽王路易十四說起。他在位72年(1643到1715年),之後繼位的路易十五,當政59年(1715到1774),百多年間,法國由強盛走向民不聊生,專政下路易十五過着窮奢極侈的生活,並留下「我死後那管他洪水滔天」的名句。
其後上場的,是大家熟悉的路易十六,當政18年(1774至1792年)。他是個希望有所作為的君主,知道先輩留下一個很大的爛攤子,民怨沸騰,願意改革。但結果,民怨爆發,法國大革命發生了,他最後也被送上斷頭台。革命爆法的時機很合理,因為高壓統治下,即使民怨多深,也敵不過國家機器,但由高壓轉往仁慈,反而招致積壓的民怨盡向他招呼,因為憤怒使人失去理性。
大革命後,法國經歷了恐怖時代,人人都隨時成為反革命份子而被送上斷頭台,最後拿破崙收拾殘局,之後經歷了多次帝制恢復和革命,直到1875年才正式建立第三共和國,秩序才叫穩定下來。距1789年大革命,已是86年後的事。
辛亥革命
第二個借鏡的革命事件,是香港人比較熟悉的辛亥革命。康雍乾盛世就如路易十四到路易十五時代,到乾隆時,看似盛世,實質已走向衰落,之後的「洪水滔天」他看不見。如果粗疏地由鴉片戰爭劃為清朝衰落和民怨沸騰的起點,到1911年辛亥革命,共經歷了71年(中間的太平天國只是想造皇帝的流寇作亂,配不上革命、起義)。後來的光緒就像中國版的路易十六,一心希望改革,但同樣軟弱而欠政治智慧。更重要的是,法國王朝當時沒有一個如慈禧的強勢政治人物在背後操縱大局,但很不幸,中國有,於是把革命時機推遲數十年。
辛亥革命後,袁世凱復辟帝制,使他留下歷史污名,最後演變成軍閥割據,共產黨乘時堀起,更不幸是日本侵華,令共產黨有了喘息之機。假設,1949年共產黨上場,是恢復了國家秩序,距離辛亥革命38年,如減去八年抗戰,中國用了30年才建立新秩序。但這只是假設,因為大家都知道辛亥革命「沒有成功」,因為帝制早已用另一種形式恢復,而且中國發生有史以來最大的災難。再假設,中國大陸到1978年鄧小平復出推行改革開放為止,算是一個較多人認同的「新秩序」,離1911年是67年。如果有些人認為要到八九年後,鄧小平1992年南巡才算秩序穩定,那麼相隔是81年。與法國經86年才建立穩定秩序,何其相似。(讀者不用告訴我現在秩序還沒有建立,這個我知道,但相比起1992年前的動盪,之後廿年中國大陸確實相對穩定。)
可以歸納一下這兩段革命歷史:
1. 革命是對一個現有秩序的徹底顛覆,要重新建立新秩序,並非一朝一夕的事,往往要經過很多年才能做到,正是「破壞容易,建設很難」。
2. 革命的醞釀需要很長時間,一個社會要進入一段長時間的民不聊生,才有可能積累認同暴力的民怨,認同徹底推翻舊秩序,並願意付出重建新秩序的巨大成本中。
3. 為什麼中共死也不肯放鬆任何政治改革或監控,因為略知法國大革命史,便知道民怨會一下子爆發,而熟悉政治歷史的中共不會不知。當然,越怕越高壓最終時機來臨時反彈會越大,但極權當政者都有「那管他往後洪水滔天」的意志。
革命的本質顯而易見,也正因為暴力和流血革命對社會的破壞太大,才有民主機制的出現,減少建立秩序時的利益爭奪和互相傾軋,以及避免出現難以平復的暴民情緒和其帶來的長遠破壞。
香港未有暴力抗爭的土壞
說完歷史,再以此與香港形勢比較,可以有幾點思考:
1. 既然累積認同暴力和革命的民怨需要很長時間,顯然香港還沒有到達這個臨界點。由1997年至今,不過17年,從港英政府繼承的「財產」,還沒有這麼快耗盡。這一點有機會另文分析。
2. 香港現行體制與法國大革命和辛亥革命時大大不同。當時是極權帝制,要等一個國王下台,只好等到他死去那天,但無論是香港還是今日的大陸,都有一套假民主的換人機制,而每一次換人,都給某些人帶來希望——老懵董下台便期望煲呔曾,當煲呔曾變成貪曾,有些人又期望梁振英。大陸也一樣,江澤民退場,大家期待胡溫新政,胡溫沒有什麼新政後,又期待習李新政。這反而是一種很維穩的偽民主制度,既擁有類似極權帝制的權力,卻比極權帝制更能維穩,因為換人就會抵消部分人的怨氣,而不像帝制時代,民怨可以投向同一個皇帝達數十年,直至自己什麼都不剩,連命也可不要,便爆發革命。反觀香港,老董的下台正正見證了這個循環——他一下台,七一人數由數十萬減至數萬,大部分怨氣立即沖淡。這之所以在香港要累積認同極激進勢力(是極激進,不是今天那種程度的激進)是如此之難。
3. 香港仍然是一個非常富裕的城市,當很多人還在享受種種物質快樂時,認同暴力的民怨一定積不起來。舉個例子,我發現近年很多中學生畢業,會去「畢業旅行」,地點是南韓、台灣等地。回想我那個年代,畢業能跟一大班朋友去大嶼山長洲已是無比幸福,一群中學同學可以在會考後出埠旅行,在當時簡直匪夷所思。你無法否認,香港仍然是一個很富裕的城市,她比過去發生革命的地方,條件太不匹配。你會說,香港已失去很多,沒錯,大家都感覺到,但一個在賭場輸了一半身家的華人(是華人,不包括外國人),明知對方出千,你叫他反枱,暴力抗爭,他一定不會,不敢,除非他輸到命都可以不要時,才可能跟出千的賭場拚命。再看物質以外的條件,香港沒什麼冤獄,長毛入獄,他自己都不覺是冤獄;627法律界黑衣行動,證明還有很多人有法治之心;香港的傳媒仍然擁有自由,只是大部分老闆自己放棄這種自由;貧富懸殊嚴重,但還有Benson那類為無家者奉獻的人,而且每次能積聚大量捐贈的物資,足見香港的情況與革命時代的情境相差太遠。(我並非指責這些行動有問題,反而覺得十分崇高,勿斷章取義。)
4. 但即使真的像某些人主張暴力,是否鬥得過呢?現實是,有兒有女有工作的不敢衝,一把年紀的無力衝,剩下可以衝的是較年青的。所以,社會進步往往都靠年青人的熱火。但你面對的,是共產黨,革命的對決講求實力,這樣的人數,不用鎮壓,很簡單也可解決掉。選擇暴力抗爭,在軍事化國家機器跟前,以武力勝出是沒有可能,只能用鮮血博取普世同情再以更多鮮血換取結果。但香港到了能付出犧牲的成本嗎?如果沒有,暴力,即使是一少撮的暴力,就會惹來社會反彈,因為暴力破壞舊秩序,便侵害了很多人的利益,而這些人本來就不願在這時候付出這麼大代價,你怎贏得他們的同情呢?
暴力能有效感召嗎?
說了這麼多,其實只想說抗爭路線的選擇問題。究竟在這個時代,政治領袖應給予香港人什麼路線選擇,才能凝聚最大力量呢?用什麼方式感召香港人,是一個現階段值得深思的問題。
如果主張暴力,首先要問,究竟用暴力希望換取什麼成果?你想推翻特區政府,還是背後的共產黨?如果是後者,香港肯定沒有這個能力,如果是前者,那麼之後要建立香港的新秩序,撇開中共的必然插手不計,要建立新秩序需要有人支持,那麼施用暴力後會否得到香港人支持呢?還是,那只是情緒發洩,沒有想過建立新秩序的難題?
當香港還是個富裕城市,當電視機畫面播出示威者使用暴力時,就會有很多人認為不妥(而且我們的電視畫面選擇有限而多屬維穩),你叫他們港豬,也沒用,因為畫面是直接接收的,但事件背後的脈胳和理據需要動用大腦想,可惜,就連622投票的方案,不少人也懶得用腦去分辨。但其實也是人之常情,因為香港的生活壓力已迫得每個人不願用腦,他們不是完全不願關心政治,而是他們的老闆不願關心,所以給予大家很多工作,在工作上耗盡了精力後沒有多少人還樂意用腦。他們不一定想當港豬,但在地產霸權主導的香港,生活壓力令人在工餘時活得像豬。再加上六七暴動的陰霾,對六四屠城的恐懼,施用暴力往往立時被定性為叛亂,這便很難作出有效感召。
回看近日的東北發展,出來表態的人數少,但國民教育、港視事件、622普選投票等,出來表態的人很多,因為東北發展較難翻譯成為全港人的利益,出來的人便少。沒錯,你會說香港人是自私的,但古往今來,有什麼社會,裏面大部分人是不自私的?想一想,改變人類自私的劣根基因容易,還是順應自私而產生的集體恐懼容易?香港人不是不願反抗,但都希望這種反抗在一個較安全的情形下進行,他們很多活得很好,你卻叫他們當亡命之徒,這其實違反人性。
集會真的沒用?
經常有一種論調,說幾十萬人出來然後散,沒有用,對多年遊行完後第二日返工的情況嗤之以鼻(但他們嗤之以鼻時同樣在上班);有些人也批評香港人懦弱,不會衝擊。我坦誠,我無法衝擊了,特別對於我這把年紀、大半年前還做了大手術的人來說,我做不到。年輕總叫人羡慕,因為年輕像有無限的歲月,無限的可能,如果今日我還年輕,也會積極加入這批人的抗爭,但我已無法回頭,無力學習他們,這是我的限制,但我會選擇在另一個位置支持所有對不義宣戰的人。
我不會批評那些人是「去完就散」,也不會譴責不願犧牲所有的人,因為我想不通,歷史上有什麼革命份子,是不斷靠譴責人家不願犧牲而成功的。不斷罵這些其實支持抗爭但沒有出來的香港人是港豬,我倒想知道有什麼用?相反,我覺得每年的種種遊行,在社會累積起長遠作用。可以想想,由2003年七一,到今日2014年,究竟走出來抗爭的後生仔女多了幾多?演藝學生向一個高高在上的高官示威,在2003年以前可以想像嗎?如果沒有每年數以十萬人走出來的民意支持,任何形式的抗爭都不成氣候。
即使不少次香港人令人失望,我認為他們仍然是有希望的,因為我理解,這個城市完全欠缺文史哲的修養,在他們被管治的經驗裏,對政治和歷史有如此蒼白的認知,最後能做到這樣,其實很了不起。沒錯,有人又會說「自high」,但你又能在短時間改變這種狀態嗎?你罵完他們後,便能更多人加入你的抗爭嗎?還是令他們更洩氣,不願再抗爭呢?
現實來看,香港人較易受道德感召,每凡大是大非,當香港不能退時,總有一群人走出來。以香港的文明狀態,暴力不是一個好選擇,但文明的道德感召,同樣可以產生巨大的力量。公民抗命,是革命前的一個選擇,佔中是一個開始。有人批評,為什麼佔中要強調和平,為什麼要搞這麼多事情,花這麼多時間,被人批評「講多過做」,也要如此做,其實,那就是要凝聚民意的授權——經商討和投票凝聚的民意是堅實、強大、無可妥協的,過程中不犯規不偷步的結果,才會令政府難以耍賴,或正確點說,耍賴得很核突,連盲毛都看出其耍賴。
你反問最終有沒有效果?我記得陶傑在節目說過,共產黨不是英國政府,學甘地走和平抗爭不會成功。或許是的,結果誰都無法預料,但我們又有多少選擇?和平抗爭爭不過,難道暴力抗爭就可打贏解放軍?就連警察也鬥不過!那麼剩下的,難道就是什麼也不做,放棄嗎?如果是這樣,倒不如像林夕所言,要死,也死得有尊嚴,死得令世人尊敬。
和平抗爭,在現階段,我相信是能凝聚最多人的路線,也給予抗爭者最大的道德力量。和平抗爭不一定是軟弱無效,例如不合作運動,這個世界有很多法例,犯了不用坐牢,但會為一個不義的政府帶來麻煩,而且更多人能夠加入。
2014年七一後
2003年,香港人仍然不明制度之惡,只要政府略加施捨,足能安撫民心,龐大民意沒有轉化成改變制度之力,虛耗了。2014年,很可能會是自2003年後民怨最大的一年,十一年裏,我們看得到醒覺的人多了,如何將這些民意導向針對制度的長久抗爭呢?無論什麼路線,即使是革命,對制度的抗爭必然是長久的,大家可以想清楚當前形勢,香港人因歷史和文化原因而形成的集體性格,怎樣的抗爭才能讓更多人參與、讓不同人輪流接力、使運動持續和施加強大壓力,是當務之急,而非互相傾軋。從政,是要學懂忍辱,無論給人怎麼罵,都得忍,因為最大的侮辱不是來自這些網民,也不是來自同道異路者,更不是來自打手,而是來自當權派的肆意妄為。誰對誰錯,很多時不能在今天能判決,讀史,會發現對錯往往是多年後才有較清晰的答案。
結語
文章很長,我已盡力抽離分析,當中或有粗疏失誤,況小弟向來才疏學淺,莫怪。文章無意責備任何人或團體,但不用說,必定有人斷章取義,免不了捱罵,不過全都不相干,因為我不只說過一次:

2014年6月1日星期日

王力雄:为什么新疆会有分裂势力

作家王力雄可以说是中国研究边疆民族问题的汉人学者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他就多次入藏,写就《天葬:西藏的命运》一书(1997年台湾大块文化出版社出版),是迄今为止研究西藏问题最为客观、深刻的著作之一。接着,从1999年起,他又开始深入新疆进行资料搜集,但很快被中国国安部以涉嫌泄漏国家机密为由逮捕,关押42天后释放。
“从1980年起,我前后九次到新疆,走遍了新疆每条主要公路,到过所有地区,”王力雄在后来出版的《我的西域,你的东土》中如此写道,可是“直到我入狱前,走遍了新疆的我,没有一个维吾尔朋友”。

在狱中,在摆脱了身份、民族的枷锁之下,王力雄认识了维吾尔人穆合塔尔,于是从此“不再居高临下,而是置身其中;不再用外人眼光,而是站到了维吾尔人中间。”之后,又历经数年的调查和思考,于2007年出版了《我的西域,你的东土》(台湾大块文化出版社)。他说这一书名本身就体现了“纠葛与对立,揭示新疆问题全貌的困难可想而知”。由于王力雄所涉题材的敏感性,他的作品至今在大陆被禁。
昆明砍杀事件发生后,纽约时报中文网于2014年3月6日电话采访了王力雄。以下为采访录音整理,经过编辑和删减,并经王力雄本人审阅。

纽约时报中文网:新疆是否存在分裂势力,为何会存在?

王力雄:这种苗头和倾向一定会有。分裂无非就是希望新疆独立, 实现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立国,对此我一点儿不怀疑。如果不谈是否可能实现,只是问维吾尔人心里是否希望新疆独立, 我相信多数维吾尔人都会赞同。当然真要为了独立让人承受残酷的镇压,进行献身和战斗,那是不会有多少人的。
为什么人心会如此?我觉得从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预期的自我实现。当局首先就认定维吾尔人是要分裂的,总是用把他们视为敌人的态度去防范、打压他们。 你天天把人家当敌人,人家为什么要跟你在一起,产生分裂之心是合情合理的。而当局在新疆依靠汉人打压当地民族,也必然会导致族群之间的对立。

纽约时报中文网:新疆问题在历史上有过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过程?

王力雄:我认为早年新疆独立的意识应该主要还是在民族上层。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形成种族对立。新疆的大部分地区,当地民族的广大民众和汉人很少发生直接接触,独立和不独立跟他没有直接关系,主要是民族上层的追求。即使是起事地区,民众也是跟随上层。当年追求独立的内在渴望和动力,不一定像今天这样普及和强烈。
中共进入新疆后有过残酷杀戮,但是50年代过来的新疆当地人,想起那时到新疆的汉人,主要是些干部、知识分子、专家,被派去工作。那些人当时在纪律和态度上都不错,也认真学维语。而那时去内地的维吾尔人,也是诸如歌唱家、舞蹈演员什么的。我们小时候看维吾尔人都觉得他们美如天仙。我也听过当年到内地的维吾尔人回忆说,在北京上公交车,车上的老百姓看到远方来的维吾尔人就会让座、亲热地打招呼。那是50年代的状况。双方看到的都是对方比较正面的形象。
不过那个年代,尤其是后来的文革,毛泽东是用阶级斗争来分化民族的,将原本一体的民族分化成底层民众和上层阶级之间的对立。那种马列主义的学说在当时是有说服力的,加上严酷的环境,曾经一度成功地转移了民族矛盾。这一点从文革的群众组织分派很少是按照民族,比较明显。
而在邓小平时代,阶级斗争被放弃了,民族重新聚合,上层和下层又结合在一起,这时民族被分化时期所受的伤痛,愤怒和不满,在文革之后是一定要有一个大释放的。如果在那时能够明智地给他们一个宽松环境,善意对待,不怕乱,让其在释放过程中逐步消除伤痛,应该可以化解仇恨。但当时主张怀柔的胡耀邦被老人骂做“胡乱邦”,北京把被当地民族视为屠夫的王震派到新疆,从此对新疆的政策一直是持续高压,不断升级,于是旧恨加上新仇,积累到今天。
而民众中间,随着人口开始自由流动, 维吾尔人中的一些流浪儿、小偷、贩毒者进入中国内地。汉人则是一些底层打工者或移民大量进入新疆。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看到对方不那么正面的侧面,却往往被当成主体。同时,多年来中国向新疆持续的移民,必然会争抢当地的资源,对当地民众的冲击也是非常大的。 再加上汉人跟穆斯林之间生活信仰和风俗文化的不同,生活细节导致文化冲突和民族矛盾也越来越大,双方的老百姓都必须非常直接地面对民族问题,于是民族主义的动员就开始往下走,不再停留在原来的精英层了。

纽约时报中文网:有什么可解决的方案?

王力雄:在现体制下是无解的。真正的解最终一定是走民主化道路,但是在通向民主的路上恰恰会遇到一个很大的坎——被专制统治造成的民族仇恨,在专制统治的有效时期不会大规模爆发,但是专制统治一旦解体了,专制统治种下的恶果就会爆发出来,原本压得越狠,那时爆发的能量越大,因此在民主转型期非常可能出现严重的民族冲突,这是中国民主化面对的最大难题。

纽约时报中文网:那这个问题目前看来是无解?

王力雄:在现有的格局下是无解,就看能不能超越现有的格局。